邓恭三（邓广铭）比我年长五岁，是我结交六十多年的老友，又是让我知道学术道路的最初指路人。他走了，我在随他去以前理当说几句话为他送行。
1935年我进北大图书馆当职员，管借书还书。有一天，一个借书人忽然隔着柜台对我轻轻说：“你是金克木吧？你会写文章。某某人非常喜欢你写的文。”这个某某人的名字我没听清，不知道是谁。他以为我知道，我也就没问。从借书证上我看出这个人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邓广铭。我感到奇怪，我只有发表不多的新诗和翻译署这个名字，乱七八糟的文多半用笔名，而且是朋友拿去登在无名报刊上的。他说的那个人是谁，怎么会知道，而且告诉他我在这里？这个问题我没有问过他。他也不会想到有这种问题。从此以后，他来借书时往往同我说几句话。有一次竟把他的毕业论文稿带来给我看，就是他在胡适指导下作的《陈亮传》。这是第二次我见到同类清稿。第一次是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徐芳女士，新诗人，她的论文是《中国新诗史》，也是胡适指导的，她有意无意把论文放在柜台上让我看见，由此互相认识。那不奇怪，我明白，她是为了显示自己是才女。邓给我看论文是什么意思？我从未想起去走什么学术道路，也不知道那条路在何方。万想不到他是来给我指路的。至今我也不敢说自己真是走上了学术正路。后来有一次他在我下班时来，一同走出馆外，走向红楼，在10年后有“民主广场”之名而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北大操场上边走边谈。他谈起怎么写了一篇书评，评论一位名人的有关宋史的书。那时规定学生要做读书报告，他便交上这篇文，得到文学院长胡适赏识并鼓励他继续研究宋史。于是他写出《陈亮传》。现在发现宋史情况复杂，资料太多，问题不少，主要是对从东北南下的辽、金的和、战问题。他决心毕业后有条件就继续研究，不过一生也未必能解决多少问题。穿过红楼到了校门口分别时，我说，我们现在还是生活在宋朝，彼此苦笑而别。当时日本已占领东北，河北省已有一部分变相沦陷，几个月后就扩大到华北。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由此爆发，再一年多全面抗战开始了。现代毕竟不是宋朝。但我们那时怎么能够预料到，不过10年（1935—1945）全世界就有翻天覆地大变化呢？从此我知道了邓不仅专心学术而且是爱国志士。
又有一次，他拿来一本装订成册的铅印的讲义给我看。原来是傅斯年讲的中国文学史。我说，傅是五四运动的《新潮》派，怎么留学回来成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？他说，“你先看这本书，看他有没有学问。”我拿回一看，不像讲义，是一篇篇讲演稿或笔记。开头讲《诗经》的“四始”，说法很新，但我觉得有点靠不住。看到后来种种不同寻常的议论，虽然仍有霸气，但并非空谈，是确有见地，值得思索。现在隔了大半个世纪，内容几乎完全忘了，但还记得读他比较唐宋诗那一段时的兴奋。真想不到能这样直截了当要言不烦说明那么范围广大的问题，能从诗看出作诗人的心情、思想、人品，再推到社会地位、风气变迁，然后显出时代特征，作概括论断。尽管过于简单化，不免武断，霸气袭人，但确是抓住了要害，启发思索。举出例证仅有两首七律，一首是唐代温庭筠的，末句是“欲将书剑学从军。”另一首是宋代黄庭坚的，末句是“暮窗归了读残书。”单从这两句就可以看出明显是两个时代两种文人的心声。这是精心挑选的典型例子。我由此联想晚唐李、杜，盛唐李、杜，初唐王勃，想到宋代苏东坡、陆放翁，回想这些人的诗，再加上两代的文，韩、柳、欧、苏，从记忆中寻找同例、异例，发现双方虽有交叉，而差别显然。又想到以前翻看过的顾亭林的《日知录》，才知道，举例何必多，再多也全不了，靠的是读者自己去思索，去查对。知者可以举一反三，不知者多举例也无用，重要的是顾所谓采山之铜，不重复别人。我还发现傅的比较法并非泛泛，有比较才有鉴别，有鉴别才会有发现，若没有发现，那研究什么。科学的比较不是任意拉扯猜测，看来容易，其实极难。费大力研究的结果可能只需几句话就讲出了要点。我只在幼年读过旧书，那几年只读洋书，但凭记忆所及就觉得傅的说法虽未必是结论，但确实是独具只眼，能引起人思考问题。于是觉得，学术研究不能要求到我为止，认为我所说的就是最后定论。切实的研究恐怕只能是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，不断出新，而新的又不一定全盘推翻旧的。研究学术问题好像是没有终点，看来是终点的实在是新的起点。记得我那晚边看边想竟忘了照例的读外文小说。可是我还书时两人只有这样两句话：“有学问？”“有学问。”接着他又谈他的计划，打算申请“庚款”资助，专心研究辛弃疾的词和生平事迹，说起研究这一课题的价值和困难等等。
这时他已毕业留校，属于文科研究所，但还没有交出学生宿舍房间，所以有一次邀我晚上到他住处去畅谈。我去时一看，室内还有两人，都是他的同班同学。一是傅乐焕，一是张政。经他介绍后，他们好像跟我早已熟识，继续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漫谈。不知怎么忽然说到地理，我插话问起现代的地图画法，怎么把球面改成平面，怎么画出经纬度。傅一听就在桌上书堆里翻出两本书递给我，说：“这是投影问题。这两本小书简单明了，容易懂，你看过就明白了。”我接过一看，是德文的，里面有数学公式和一些图，当然我看不懂，翻翻就还他。也没人问我什么，大家仍接着原来的话题谈。我发现他们虽然同班上课四年，所学却大不相同，都不是照着老师教的图形描画而是自辟道路。张熟悉古董古书。傅通晓中外史地。邓专心于中国中古史。可是彼此互相通气，并不隔绝。古典、外文，随口出来，全是原文，不需要解释，仿佛都是常识。他们对我毫不见外。明摆着我不懂德文和数学，也无人在意，好像认为会是当然，不会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因为不久就要各自西东，所以大家谈得很热闹。我不觉拘束，没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学识远不如他们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种青年学者的风度不是随时、随地、随人都能见到的。恭三这时已经结婚，在宿舍只是挂名。他回家，我也一同走了。那一晚我见到三个不通人情世故不懂追名逐利的青年，以后这三人果然都成为学者。十分可惜的是，我听说，傅乐焕留学回国后在50年代由不幸遭遇而自动离开世界。邓如今又去世，三人行此刻仅有张君了。
这段时间我和恭三经常见面，不是仅仅空谈，也有实际作为。从一开始他就对我说，天津《益世报》有个《读书周刊》，由历史系教授毛子水主编，实际上是四个四年级学生每周轮流编辑。他是其中之一，每月轮到一次，要我写文章。他不想在这方面多花时间，也不习惯写这类报纸文体，最好我能给他帮忙，经常供给稿子。我说，我现在只看外国书。他说，谈洋书也行，不过报纸是天主教办的，别沾宗教，莫论政治，小小冒犯政府不要紧。于是我写了一些长长短短与书有关的文，每篇署上不同笔名。我随时交，他随时登，也不修改，还说是我帮助他省下不少写稿约稿时间。记得我写过短文，据英译本介绍俄国史诗《伊戈耳远征》，谈俄国无政府主义女革命家的《薇娜自传》（近年才有巴金译本）。还引过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在《通报》上评郭沫若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的话，发挥几句。他说郭有中国学者所缺少的“科学的想象”，这指的是什么？我借此把当时被通缉逃往日本东京的郭沫若的名字点出来。现在的人不会感觉到，以上说的这些在那时都是犯忌讳的，许多报刊不会登出的。我也写文对名人提过意见，评过邓认识的人的书，自然用的都是笔名。被评的人不知道，不注意。毛主编说过什么没有，邓没说，我也不问。只有一次不同，不妨多说几句：
“周作人讲演，邓恭三笔记”的《中国新文学源流》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。周提出“言志”和“载道”对立，提倡晚明小品。这不仅产生争论，而且引出大量古典小品纷纷上市。我对邓说，这是你闯的祸。他说与他无关，他不过整理笔记给讲演者看过，出版者出书赚钱，他得稿费买了一部二十四史，如此而已。文坛上风波怎么能涉及他？我说，不错。梁漱溟讲演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是罗常培笔记的，罗不讲哲学，笔记者不对书的内容负责。你没有提倡那种小品文，也不写，可是如今这种小品成为大潮了。其实依我看，“言志”仍是“载道”，不过是以此道对彼道而已，实际是兄弟之争。他叫我写成文章看看。我知道他又借此约稿，便说，写也是白费力，你能登？他说：“你写，我就发，只看你怎么写。”于是我写出了《为载道辩》，将近万言，没署笔名，交给他。话虽说得婉转，对周仍是有点不敬，以为不会发表。可是全文登出来了，一字未改，占了整整一期。我没问他，毛子水主编和周作人对此文有什么意见。后来见面时他笑着说：“朱自清以为那篇文是毛子水写的。每月照例由毛出面用编辑费请客，四个编辑也参加。朱来了，对毛说，他猜出了那个笔名，五行金生水，所以金就是水。当然毛作了解释，说那不是笔名，是一个年轻人。”
这样，由于恭三，我为《读书周刊》写文，又常听他的议论，多少沾上了一点学术的边。他使我望见了所谓学术道路和学者的基本功夫，不过我还没有想到自己要当学者，那太难了，我知道自己不行。恭三在这条路上走了一辈子。他给我指路。我好像没有真正走上去，走的不像是他指的路。现在他休息了，我就讲这指路故事为他送行。
1998．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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